黃自進：「抗戰結束前後蔣介石的對日態度－－「以德報怨」真相的探討」
「以德報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民政府對日政策的基本方針，也是評論蔣介石個人功過史上最具爭議性的議題之一，但是以「以德報怨」為題的研究，在國內外學術界至今尚屬罕見。為評價「以德報怨」政策是否得當，本文擬先探討「以德報怨」政策的實質內涵，尤其是再審思放棄戰爭賠償是否可視為「以德報怨」政策的一部分。其次，根據蔣介石對戰後中日關係的展望為焦點，追溯「以德報怨」政策制定過程中之時代背景。最後，以戰後的「受降問題」為研究主軸，探討蔣在受降問題上，所面臨到的「國共之間的鬥爭」、「蘇聯軍隊的進駐東北」、「美國強勢推動國共和談」等，一連串國內外因素所帶來的挑戰，以及蔣如何克服這些困難。並循此為研究線索，評析蔣「聯日反共」政策的成效，以及「以德報怨」政策的功過得失。
「以德報怨」原本只是日本新聞媒體對1945年8月15日蔣介石所發表的〈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書〉之解讀。實際的內涵還包括蔣介石對日本天皇制的維護，反對分割日本，迅速遣返日俘等具體措施。至於放棄戰爭賠償，並非是蔣介石的初願。蓋開羅會議時，蔣介石就主張日本應以工業設備、軍事物質來賠償中國。戰後，國民政府在遠東委員會的運作下，也開始執行了部分日本工廠的拆遷，以作為戰爭賠償。爾後由於中國大陸的赤化，主客觀情勢的逆轉，才是國民政府在 1952年4月與日本政府簽訂「中日和約」時，主動放棄戰爭索賠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赤化，改變了美國的對日政策，也破壞了國民政府向日本政府求償的基本立場。前者是指美國對日政策從早期要求日本以實物賠償，到後期則改為不准列強向日本要求賠償，只容許亞洲國家向日本要求提供象徵性的勞役服務。此一政策的轉移，已嚴格限制中國向日本的求償空間。後者是指國民政府治權不及大陸，連要求日本提供象徵性的勞役服務的基本立場，皆已喪失。
戰後的蔣介石之所以對日本寬大為懷，是因為他自始就不以日本國民為敵，反而認為中日兩國本為兄弟之邦，只要窮兵黷武的日本軍閥一滅，中日兩國絕對可以化敵為友。再者，戰後的中國可居亞洲領導地位，日本必會主動來歸，日本之於中國，正所謂「輔我則後，掠我則讎」，所以中國在戰後不僅不採取報復主義，還應處處以協助日本重生為念。
認為戰後的中日兩國，不僅可以化敵為友，而且日本還會以中國馬首是瞻，特別是兩國在戰前，就是以反共為國策，戰後更應可在反共的前提下合作無間。這也是戰爭末期，美國仍未認清國際共黨勢力的威脅，主張對日施以嚴懲，蔣介石卻力主對日持寬大政策，並戮力於維護天皇制以及日本領土完整的原由所在。
除了維護天皇制以及日本領土完整是著眼於抗衡蘇聯的遠期目標以外，蔣介石還有立即需要和日本合作的近期計畫。戰後的接收就是一明顯實例。戰後的接收，對國民政府而言，是另一種形式的保衛戰。成敗，關乎國民政府政權的安危。這是因為接收問題的順利與否，不僅關乎國共兩黨勢力之消長，也涉及到今後與友邦之間的外交關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雖然以犧牲外蒙古與旅順為條件，而換取到蘇聯的不支持中共，不染指東北及新疆等三大保證，可是蘇聯是否會遵守條約，還端視國民政府是否仍能主導中國政局而定。此外，美國雖然是大戰期間國民政府的最重要盟邦，但卻熱中推動國共和談，對國民政府的反共政策持否定態度。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勢之下，接收問題自然就成為國民政府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背水一戰。
抗戰勝利前夕，國軍主力遠在西南西北，日軍卻集中在華北、華東，國軍要接收，調動需時。相較之下，共軍因在淪陷區發展，與日軍防區本是比鄰，在接收上，顯然有地利之便。換言之，蔣介石的挑戰，就是如何動員日軍在國軍接防之前，代國軍捍衛防區。保留日軍原有的作戰系統，將日軍納入國軍補給體制，讓日軍享有與國軍官兵同等待遇，是蔣介石在戰後動員日軍參與接收保衛戰時所採取的政策。在關內原訂27個重要戰略都市的接收計畫中，除了6個都市為蘇軍進占以外，其餘 21個都市，國民政府皆得以按原訂計畫進行。接收計畫的順利，日軍的積極配合是一大助力。尤其是華北一地，日軍為了確保鐵路正常運輸以及戰略軍事物質不落共軍之手，半年之內日軍的死傷及失蹤人數就高達9千餘人，凸顯出日軍對蔣的接收計畫之充分配合。蔣的聯日反共政策，也達到了一定的效果。國民政府也因得力於關內接收計畫的順利，才得以繼續維持國內政局的主導地位。
評論蔣介石「以德報怨」政策的功過得失時，「中國大陸的淪陷」以及「中共的長期執政」所造成的時空背景之驟變，自然也應列入考量。也就是說，蔣介石的原本期許，不能說是全然落空，天皇制的維持，日本領土的完整，皆為戰後的日本復興奠下良好基礎。復興後的日本，的確也一度成為太平洋地區對抗國際共黨勢力的中心基地。只是中國大陸的淪陷，首先讓蔣介石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領導體制破產，其次是中共的長期執政，終讓日本政府於1972年決定棄國民政府而去，而改與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在釐清放棄戰爭賠償，並非蔣介石初願以後，戰後蔣介石的維護天皇制，反對列強瓜分日本，迅速遣送戰俘等三大對日政策，以結果來看，並未曾對中國造成實質性損害，反而對日本是造益無窮。況且戰後蔣介石的對日政策，本是「防蘇反共」政策下的一環。原本是從共謀兩國利益出發，至於結果之所以演變成日本獨享其利，中國大陸的赤化，是關鍵因素。是以，蔣介石「以德報怨」政策的功過得失，不在戰後對日政策之不當，而在於國共內戰的失利。
摘自《中央研究院電子報》，第18期。
（作者黃自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本研究群主持人）
「以德報怨」原本只是日本新聞媒體對1945年8月15日蔣介石所發表的〈抗戰勝利告全國軍民及世界人士書〉之解讀。實際的內涵還包括蔣介石對日本天皇制的維護，反對分割日本，迅速遣返日俘等具體措施。至於放棄戰爭賠償，並非是蔣介石的初願。蓋開羅會議時，蔣介石就主張日本應以工業設備、軍事物質來賠償中國。戰後，國民政府在遠東委員會的運作下，也開始執行了部分日本工廠的拆遷，以作為戰爭賠償。爾後由於中國大陸的赤化，主客觀情勢的逆轉，才是國民政府在 1952年4月與日本政府簽訂「中日和約」時，主動放棄戰爭索賠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說，中國大陸的赤化，改變了美國的對日政策，也破壞了國民政府向日本政府求償的基本立場。前者是指美國對日政策從早期要求日本以實物賠償，到後期則改為不准列強向日本要求賠償，只容許亞洲國家向日本要求提供象徵性的勞役服務。此一政策的轉移，已嚴格限制中國向日本的求償空間。後者是指國民政府治權不及大陸，連要求日本提供象徵性的勞役服務的基本立場，皆已喪失。
戰後的蔣介石之所以對日本寬大為懷，是因為他自始就不以日本國民為敵，反而認為中日兩國本為兄弟之邦，只要窮兵黷武的日本軍閥一滅，中日兩國絕對可以化敵為友。再者，戰後的中國可居亞洲領導地位，日本必會主動來歸，日本之於中國，正所謂「輔我則後，掠我則讎」，所以中國在戰後不僅不採取報復主義，還應處處以協助日本重生為念。
認為戰後的中日兩國，不僅可以化敵為友，而且日本還會以中國馬首是瞻，特別是兩國在戰前，就是以反共為國策，戰後更應可在反共的前提下合作無間。這也是戰爭末期，美國仍未認清國際共黨勢力的威脅，主張對日施以嚴懲，蔣介石卻力主對日持寬大政策，並戮力於維護天皇制以及日本領土完整的原由所在。
除了維護天皇制以及日本領土完整是著眼於抗衡蘇聯的遠期目標以外，蔣介石還有立即需要和日本合作的近期計畫。戰後的接收就是一明顯實例。戰後的接收，對國民政府而言，是另一種形式的保衛戰。成敗，關乎國民政府政權的安危。這是因為接收問題的順利與否，不僅關乎國共兩黨勢力之消長，也涉及到今後與友邦之間的外交關係。「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的簽訂，雖然以犧牲外蒙古與旅順為條件，而換取到蘇聯的不支持中共，不染指東北及新疆等三大保證，可是蘇聯是否會遵守條約，還端視國民政府是否仍能主導中國政局而定。此外，美國雖然是大戰期間國民政府的最重要盟邦，但卻熱中推動國共和談，對國民政府的反共政策持否定態度。在這種內憂外患的情勢之下，接收問題自然就成為國民政府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背水一戰。
抗戰勝利前夕，國軍主力遠在西南西北，日軍卻集中在華北、華東，國軍要接收，調動需時。相較之下，共軍因在淪陷區發展，與日軍防區本是比鄰，在接收上，顯然有地利之便。換言之，蔣介石的挑戰，就是如何動員日軍在國軍接防之前，代國軍捍衛防區。保留日軍原有的作戰系統，將日軍納入國軍補給體制，讓日軍享有與國軍官兵同等待遇，是蔣介石在戰後動員日軍參與接收保衛戰時所採取的政策。在關內原訂27個重要戰略都市的接收計畫中，除了6個都市為蘇軍進占以外，其餘 21個都市，國民政府皆得以按原訂計畫進行。接收計畫的順利，日軍的積極配合是一大助力。尤其是華北一地，日軍為了確保鐵路正常運輸以及戰略軍事物質不落共軍之手，半年之內日軍的死傷及失蹤人數就高達9千餘人，凸顯出日軍對蔣的接收計畫之充分配合。蔣的聯日反共政策，也達到了一定的效果。國民政府也因得力於關內接收計畫的順利，才得以繼續維持國內政局的主導地位。
評論蔣介石「以德報怨」政策的功過得失時，「中國大陸的淪陷」以及「中共的長期執政」所造成的時空背景之驟變，自然也應列入考量。也就是說，蔣介石的原本期許，不能說是全然落空，天皇制的維持，日本領土的完整，皆為戰後的日本復興奠下良好基礎。復興後的日本，的確也一度成為太平洋地區對抗國際共黨勢力的中心基地。只是中國大陸的淪陷，首先讓蔣介石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領導體制破產，其次是中共的長期執政，終讓日本政府於1972年決定棄國民政府而去，而改與中共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在釐清放棄戰爭賠償，並非蔣介石初願以後，戰後蔣介石的維護天皇制，反對列強瓜分日本，迅速遣送戰俘等三大對日政策，以結果來看，並未曾對中國造成實質性損害，反而對日本是造益無窮。況且戰後蔣介石的對日政策，本是「防蘇反共」政策下的一環。原本是從共謀兩國利益出發，至於結果之所以演變成日本獨享其利，中國大陸的赤化，是關鍵因素。是以，蔣介石「以德報怨」政策的功過得失，不在戰後對日政策之不當，而在於國共內戰的失利。
摘自《中央研究院電子報》，第18期。
（作者黃自進，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本研究群主持人）
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