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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誌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蔣介石研究群維護管理,旨在發佈研究動態、提供意見交流平台。敬請各界賜與指教。

2009年10月9日 星期五

「蔣介石的權力網絡及其政治運作」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紀要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蔣介石研究群在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的資助下,執行為期三年的研究計畫,在第一年研究期滿之際,於2009年9月14-16日在台北舉辦「蔣介石的權力網絡及其政治運作」國際學術研討會。本次會議定位為閉門會議,除了參與研究計畫的成員之外,另邀請國史館及政大事略稿本讀書會成員,以及國內外從事蔣介石研究的學者共同與會。

  會議開始,首先說明此一會議的目標與設計。由於本次會議為三年研究計畫的第一年期中成果,在設計上期待參與成員提出一些初步研究構想一起討論,並將約略相近性質的文章納入同一場次,並未設置評論人,鼓勵成員之間彼此激盪切磋,這是一個新的嘗試。同時,蔣介石研究群為聯繫分散各地的成員,以設置Blog的方式,利用無遠弗屆的網路拉近成員之間的距離,俾能藉此溝通、討論、交誼,該網址為:http://cksgroup.blogspot.com/

  第一場研討會由所張玉法院士主持,開場時稱許道,這次會議是全世界研究蔣中正的學者的大集合。第一篇是潘光哲發表〈蔣介石與胡適〉一文,觀察自由主義知識份子與蔣中正的互動。胡適能有著在蔣中正眼前翹二郎腿的優適,能由此看出兩人在公私方面的交往。胡、蔣關係本不緊密,一開始胡適對蔣中正的訓政體制頗有批評,認為人民需要訓練,而政府也需要訓練,兩人間的關係是隨著蔣中正體制的穩固之後,加上1930年代大量知識份子從政之後,透過翁文灝與蔣中正見了面,建立直接關係。胡適一直以諍友身份自許,勸說蔣中正不必事必躬親、勸說蔣中正在抗戰之前應該再做一次和平努力等等;待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後,中國國民黨在蔣中正的領導之下推動改造,但胡適卻希望自蔣中正開始改革自己。胡適比較關注民主自由,但蔣中正覺得這是書生之見。本研究盼從比較全面的新視野加以呈現,全面開發新史料,以脈絡化的觀察兩人間的契合與離異,試著不以胡適之「是」為「是」而全面非難蔣介石,避免以偏蓋全或是單調失真。第二篇是黃克武發表的〈蔣介石與賀麟〉。賀麟是一個與現實政權較接近的哲學家,他被視為是戰國策派的學者,也相當擁護蔣中正。他認為蔣中正是王陽明學的力行者,因此他也常被批判為御用文人。蔣中正想要瞭解黑格爾的辯證法,從1938年起便開始讀賀麟的書。賀麟受中央政治學校教務長周炳琳之邀到中央政治學校教書,1941年初由陳布雷引荐給蔣介石。此外,賀麟也加入中國國民黨,參加《思想與時代》的撰述。蔣中正曾資助西洋哲學名著編譯委員會,讓賀麟做點翻譯工作。賀麟在1945年所出版的《當代中國哲學》一書,其實與國民黨的關係相當密切,因為該書是在潘公展跟印維廉的邀請才寫的,由國民黨的宣傳機構勝利出版社出版。賀麟與胡適有點學術對抗的意味,賀麟走唯心派,不過1949年之後他留在大陸,他在思想上完全改變,駁斥自己從前惟心論之謬,擁護惟物論,將毛澤東的實踐論直接連上孫中山,批判胡適和蔣中正。以陸王學為主的賀麟,最後由擁蔣變成擁毛,或許與他不走跟史賓諾撒的思想有關,也或許是毛澤東對知識份子比蔣中正來得有辦法使然。第三篇是康豹發表的〈民國宗教團體與政治勢力的結盟:以王一亭與蔣介石的交往活動為例〉。王一亭與蔣中正兩人或許在同盟會時期便認識了,而由於中國佛教會的立案一事而有了連結。現在關於他們結識的種種有許多傳聞,可惜都無法證實。蔣母王太夫人對佛教信仰的虔誠,對蔣中正信仰上有一些影響,1927年時蔣中正便曾到雪竇寺講經。蔣中正後來雖信奉基督教,不過他常提到苦行、修行等,這在佛教與基督教都曾提到,一般來說,基督教被傳統中國排斥,但都市化的知識份子比較願意接收基督教。基督教跟新生活運動關係密切,基督教跟儒家思想在蔣中正心中或許能加統一的,並無衝突。中國當時還有特別的現象是救世團體所推動的三教、五教融合,可惜目前我們對救世團體的認識並不充足。發言討論時,裴京漢發問,1929前後蔣中正受洗成為基督教徒,是否僅是在作為上,抑或是心理上也成為基督教徒?楊天石發問,蔣中正對胡適在美活動評價為何那麼低?胡適駐美大使一職的撤換,似乎不全是宋子文的排擠,主要是蔣中正對他的評價。賀麟與蔣中正關係密切,且為其辯證法的教師,究竟蔣中正為何一生喜歡辯證法?王奇生補充,1945年國民黨六大召開前夕,國民黨最優秀黨員名單中,包括了賀麟。汪朝光發問,人留在大陸是不是有更多感性部分?毛澤東跟蔣中正的個人魅力或許有別,蔣中正不善於爭取人心,因此在1949年的選擇時,研究知識份子的抉擇,或許能探討一下感性的部分。潘光哲回應,蔣中正對胡適擔任駐美大使的批判,或許是希望他能盡快辦成事情,而且性子頗急。黃克武回應,蔣中正喜歡辯證法跟賀麟大概有關,因為辯證法跟陰陽太極結合,他喜歡善惡鬥爭的說法,或許黑格爾能說明兩股力量的鬥爭有關。


  第二場由裴京漢教授主持。第一篇是西村成雄發表〈蔣中正接收東北政策與熊式輝〉,西村教授長年關懷中國東北與民族問題,本文談中國東北國民黨與重慶方面的矛盾,結論是東北接收問題中,不在於與蘇聯的外交失敗,而是深層次的問題。東北黨務跟接收不能聯繫,是東北淪亡的原因,東北人希望當地重要文武人士返回東北,但無法如願而失眾望,中共則吸收老東北成員,相對來說獲得民心。一般認為戰後中國東北是三國四方關係論,但他認為應該增加為五方關係論,所增加的是東北自身存在問題。中國東北黨務從滿州國開始,但東北的國民黨領導人與重慶卻沒有關連,1945年的接收大員根本不懂東北。第二篇是汪朝光報告〈剪不斷,理還亂──抗戰中後期的蔣宋孔關係〉,本文主要利用日記資料,從感情上的認知方面觀察蔣對宋子文和孔祥熙的看法。基本上,蔣中正與宋子文之間不太有和諧的合作,矛盾頗多,大多時間的評價頗為負面,而且蔣中正與宋子文間個性衝突也不斷積累。蔣中正日記中對孔祥熙的記載不多,惡評也不多,惟在抗戰後批評孔祥熙貪污,但語氣較多無奈,但對宋子文則相對苛刻。就資料看來,孔祥熙算是較為和順的下屬,宋子文則較常頂撞。宋、孔都在高位,但專長重疊在財政,因此兩人心結很難消解,關係較糟。蔣與宋孔二人都有親緣關係,只能容忍其短,而無法扼制其短。夫人政治在其間關係的影響也頗值得注意,一般官僚對於孔祥熙辦事能力的評價是較為平庸的,但是對宋子文則因相對疏遠,常認為他傲慢。第三篇是林美莉報告〈論國事於家書:蔣中正「家書」中所見之決策來源〉。本文認為,近年來備受矚目的蔣中正日記,個人情緒過濃,正式的檔案官方文書,又難以窺知蔣中正的主觀好惡,國史館典藏的蔣中正「家書」適可補二者之不足。不過,家書雖然展露出蔣中正思考政治的部分,但由於蔣與宋美齡或蔣經國等人有時使用電話或是談話溝通,不盡然需要透過文書,且無法留下資料,因此家書所留下的討論,僅是蔣中正決策討論之中所殘留下來的部份內容而已。現存蔣中正家書之中,有一部份是非家書的,像是汪精衛對於抗戰時期和戰的討論,被歸類在家書類。本文以汪精衛幾封致蔣中正的信函,觀察蔣中正在抗戰初期必須關照主和派的意見以決定和戰之間的掙扎。而在蔣中正與宋美齡和蔣經國的家書之中,則顯示蔣在行憲之後,想要推舉胡適當總統,看到他是真心希望胡適出來,藉以使美援快來,後來沒通過是因為此案在國民黨沒通過。本文除了能理解人對蔣中正決策的影響,另外也能察見以中國國民黨為機構的鬥爭面目。開放討論時,劉維開補充,宋子文或許不見得那麼自傲,他擔任行政院長期間,是相當客氣,他在應答蔣之時其實也相當仔細,並非頂撞。汪朝光補充,熊式輝稱自己對東北的掌握不夠,但他或許沒有太大擔當也是東北丟失的原因;隨著科技發達,溝通方式趨於多元,已經無法有完整的文字資料留下,那該如何研究呢?王奇生提到,有兩個題目值得研究,一個是蔣中正罵人,有無內部涵意;一是蔣中正和宋家大姊宋藹齡的關係,他們倆的關係頗值得討論,而他經常享受的是孔家的天倫之樂,反而不是自己蔣家的,此外或許還能談一下蔣的戀母情結。西村教授回應,本文的或許資料還必須跟大事長編等資料相比對,才能更便利地使用。戰後的東北其實希望張學良回來當權,但此事聯繫到蔣中正與張學良之間複雜的關係。汪朝光也同意要研究宋家三姊妹的問題,但打罵或許也表示他們有很深的感情。

  第三場由楊天石教授主持。第一篇是羅久蓉報告〈蔣介石與特務政治〉,本文指出,1930年代的政治有其運作的機制,特務政治跟民主政治間的關係相當特殊,民主政治仍舊並不能沒有情報工作,猶如美國仍需要CIA一般。易勞逸(1974)的文章指責蔣中正底下的特務機構,但張霞(1985)對此不能同意,覺得國民黨不見得就是法西斯,他強調歷史脈絡,認為所謂特務政治是夾在民主跟集權中間的。作者試著重新定義,認為狹義的特務便是軍統跟中統,而敵我意識便是特務活動的基本要件,廣義的便能包括力行社、復興社、三青團等團體,公開與秘密交叉運用。蔣中正的〈三論特務政治〉,認為情報是拯救中國的必要手段,甚至是水滸傳也是他瞭解情報的來源,他也研究其他國家情報工作,尤其是日本和蘇俄的經驗。第二篇是伊原澤周報告〈抗戰終了前後蔣介石對外關係的苦惱與掙扎──以蘇軍撤退東北為中心〉,作者利用蔣中正日記為材料,重新探討東北問題焦點的雅爾達協定。接收東北最重要人物是蔣經國與張嘉璈,兩人都有日記,都放在胡佛研究所。作者認為,嚴格地的說來,蘇軍撤退時,並未將東北讓給國民黨,而是將它交給了中共,追究其根本原因,這恐怕是由於蔣介石將美國的勢力介入到東北接收問題裡所造成的結果。第三篇文章是劉維開報告〈憲政體制下蔣中正與黨內派系的權力爭奪—以立、監兩院為中心的探討〉。國民黨裡原本是蔣、汪、胡三派,後來是蔣、汪對立,最後變成是以蔣中正為中心的爭奪,周圍是CC派、改組派、太子派、地方實力派、政學系、青年團等。三青團基本上是獨立運作的,因此能看到的是CC與朱家驊派的鬥爭,從組織部到地方都是,黨團合併之後,變成是黨團對立。立監委是人民選出來的,也或許是派系選出來的,因此黨團爭鬥很強,也將此情緒帶進了立監院,而國民大會因為有選舉總統跟創制複決權力,因為人多,因此較不明顯。但因為行政院長是總統提名,但是卻需經過立法院同意,因此行政院的同意權便顯得複雜。六全大會時派系問題已經浮現,但僅只黨內,行憲之後派系問題便擴及政府職位。陳立夫選立法院副院長時,驚險過關,就凸顯了立委的自主性,而蔣中正原本屬意張群繼續擔任行政院長,甚至沒有特別注意派系問題,張群不願意接受這職務,主因是因為他是政學系,無法通過CC所把持的立法院。當蔣中正意識到問題時,時機已經過了。但立法院要求行政院長提名人到院裡發表,蔣中正覺得這是對他的不信任。而立法院要求假投票,這抵觸了蔣中正的用人權,因此才提了翁文灝為行政院長。蔣在派系鬥爭下,只能以下野為其反擊。討論進行時,蔣永敬教授提問,東北為政治接收,關內為軍事接收,後來反過來,馬歇爾來調停而後頒佈了停戰令,所以蘇聯翻臉不撤軍了。潘光哲提問,特務政治是否包括領導權的爭奪,對共黨的宣傳方面又如何?之後蔣中正在台灣曾經因為電加價案開除齊錫生黨籍,或許是他希望掌握立院,希望能有比較。楊天石提問,當時派系鬥爭除了權力爭奪,有沒有政治見解或是經濟利益的爭奪?王奇生提問,以前都批判蔣中正的特務政治,但還是只敢暗殺,史達林明殺,毛澤東則要人自殺。汪朝光提問,派系間的惡鬥源由何來?甚至寧可看共黨成功,也不願看對手成功。呂芳上提問,國民黨的特務技術從何而來?羅久蓉回應,國民黨的特務技術可能有一部份學俄國或義大利,而它們之間如何敘述該組織,用什麼方式控制也很有趣,當時在中國或許有公開機關或是秘密機關。國家安全涉及機密,是誰來管理,誰來監察,錢從哪裡來等等,都能討論。伊原教授回答,先前談失去大陸,有CC派與何應欽負責任的說法,這或許還值得研究,馬歇爾的責任或許還能討論。劉維開回應,這篇文章所談這問題也能延伸到台灣,CC派在台灣的立法院中幾乎是反對派的角色,其實蔣中正比較關注軍事問題,或許立法院的問題還沒排得上他處理的優先順序,當時派系的領導還在,因此找陳立夫來便能解決,而CC派的資源在地方黨部,就是舊組織部的力量,但來台之後地方黨部幾乎為團派掌握,CC派成為沒有根的CC。他目前看來的沒有經濟跟政治見解的問題。陳果夫離開組織部之後,班底全部被換掉,相當淒涼。在台灣也是,1950年代中央政校出來的,都被視為是CC派,連工作都沒有。

  第四場討論會由西村成雄教授主持。第一篇是黃道炫報告〈長征初期的蔣介石與粵系〉,作者認為,就現在新出版的資料來看,中共的長征計畫在五月份提出,六月為共產國際批准,十月執行,其間頗為從容,也能查見共產國際對中共長征的指導,共產國際對中國問題的認識相當深切。中共中央蘇區的存在,因地點剛好在粵系跟蔣中正控制範圍之間,在第五次圍剿中,西邊並沒強大的兵力,戰略目的是逼走中共,而非圍殲,因此也衍伸了蔣中正是否刻意放水的討論。第二篇文章是張力報告〈蔣介石與戰後駐華美國軍事顧問團的設置〉。關於這個主題的材料目前有中美合作所誌、A different kind of war、美軍顧問團團史、Wedemeyer Report、FRUS等,1946年2月20日成立南京顧問團為開始,用顧問團是為了避免其他國家有猜忌,魏德邁是適宜人選,但其與梅樂斯有矛盾,戴笠經常居間協助調解。中美合作所(SACO),是在1943年4月簽署合作協定成立的,在1946年結束。海軍方面也曾有協助創立新中國海軍的計畫,現在初步能看到的是蔣中正、魏德邁、戴笠、梅樂斯的四角關係。第三篇文章是朱浤源報告〈蔣中正與孫立人到台灣〉一文,該文希望利用一些資料從宏觀角度來看看出一個大時代。抗戰時期,孫立人抗命轉印度成為駐印軍,因而有機會突破日軍對華封鎖,戰後孫立人也找了台灣的鳳山當訓練基地成立第四軍訓班。風雨飄搖的戡亂戰役下,建軍必先健全政工,而戡亂必先確定對象,因此造成針對共諜的白色恐怖,蔣經國組織政工訓練班。但孫立人看輕蔣經國與彭孟緝,但如果以建軍的角度來看,孫立人是美式,蔣經國是蘇式,兩者未必相合。孫立人部隊中是否真有匪諜是一個問題,但在蔣中正心目中,他已經是一個被匪諜包圍的糊塗人。本文認為孫立人先來台,也引導了1949年之後蔣中正來台。張玉法院士發言表示,蔣中正的情報作得或許不好,廣東與共黨簽署協定放出缺口,所以有長征,而中央軍是否也是為了假借追蹤長征而使中央政令進入西南?西村成雄提問,顏色如何成為政治上的符號,標示政黨與民族?如紅色便是共黨,藍色便是國民黨。簡笙簧提問,軍統、中統是不是都由蔣經國統一指揮。吳淑鳳提問,美國陸軍跟海軍的衝突如何?而日本教官訓練主張反共,但美國教官不主張反共,因此蔣中正似乎較喜歡日本教官。潘光哲提問,在政工幹校裡的成員是如何?希望能更深地談。黃道炫答覆,蔣中正圍剿所造成的損失,或許並不大,共軍是整軍而退,而且消滅了蘇區之後便得直接面對廣東,他似乎也不見得願意決戰。張力答覆,戰後因為開始涉及陸海軍隸屬的問題,因此會有衝突。目前看來魏德邁比較佔上風,而梅樂斯與戴笠的關係比較密切,因此比較有涉入中國內政的可能。美國還是利用軍援綁住台灣,因此蔣中正必須跟美國妥協。朱浤源答覆,中共情報相對來說較國民黨為佳,共黨秘密黨員的問題一直沒有被重視,或許也能找到一些圍剿失敗的答案。彭孟緝如何假造匪諜情報或是設計孫立人,蔣經國時代的開始,或許也意味著蔣中正被蔣經國等情報的圍繞,政戰系統的培植也是相當重要的課題。第一天的討論會到此結束。

  第二天早上的第五場會議由張力教授主持。第一篇由唐啟華報告〈國民政府初期外交政策之演變(1925-1928)〉。本文指出,以相異於以往習慣的角度,由北洋的視野觀看南京,可從中查探南京政府的北洋因素,因此或能呈現更多面貌,現在有許多史家放棄革命史觀,改採現代化詮釋,也豐富了近代中國史研究,但我們或許能嘗試以當時北洋的視野來看整體中國的發展。在外交方面,延續性相對於斷裂性來說強很多,北洋的外交政策跟國家利益與後來國民政府的外交,相當一致。以往較關注革命外交,現在就人員來看,能發現南京政府有相當強的北洋淵源,因此開始慢慢關注修約外交,而革命外交或許只是宣傳,而非主線。聯俄容共之前,南北外交大致無差,孫越宣言則造成了南方的大改變。目前學界較少關注加拉罕在北京的影響,而所謂的北方國民黨對當時的影響又是如何,在北伐中發生如何影響,更值得探討。第二篇由張瑞德報告〈「欽差使命」:沈宗濂在西藏(1944-1946)〉。作者指出,蔣中正期待文官系統能有效率,希望透過系統之外的力量改變效率,像是黨,後來又設團,透過少數菁英的努力掌握大局,戰時的特殊管道也是,像是侍從室、手令等,或者是利用特使、參謀團以提昇效率。沈宗濂出身侍從室,其任命則來自軍事委員會,英國對國民政府將勢力轉入西藏的態度也不滿,而爆發金錢賄賂,雙方皆以金錢拉攏藏人。蔣中正關心的跟沈宗濂大概不同,因此蔣中正希望他在此不要有太多動作。沈宗濂成功的地方是承認現狀的務實態度,此與先前不同,甚至認為西藏只差一點即是獨立,但他仍受事權不統一的困擾,邊政人事制度也因不甚健全,且有不相瞭解所產生的刻板印象與隔閡,因此希望透過現代化方式提升藏人的水平,但這實際上是偏見的,也相類於十九世紀西方對中國的心態相同。西藏雖是像是國家的樣子,但仍不是國家,他對於英國與國民政府採等距外交。國民政府對西藏僅堅持宗主權,甚至蔣中正願意以邦聯的方式接受其存在。第二篇是黃自進報告〈九一八事變以後的蔣中正對日外交:以國際聯盟為中心〉。作者重新整理九一八事變之後蔣中正對日政策,尤其重新討論國聯外交,因為在當前的一般說法,國聯外交一直被視為是失敗外交的範例,日本在戰後也認為退出國聯是邁向失敗的第一步,因為這使得日本背棄了當時國際上的和平期待,由此孤立,而只得與同樣處境的德義接近。由是,日本邁向戰爭似非以九一八事變的爆發為始。本文以大量的國聯公報處理這個問題,從中發現,日本極力希望日本在中國的既定事實能被承認,且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竟由日本代表率先向國聯報告衝突發生,而非是受害的中國首先發難,也使得日本政府看似有誠意處理問題。相應地,中國則成立特種外交委員會向國聯控訴,此舉能轉移國民注意,而使國民不追問國民政府的責任。此外,英國也將衝突的狀況知會九國公約美國,美國以觀察代表身份參加,自是英國與日本的意見逐漸相左。蔣中正在1932年時便猜測日本將退出國聯,而後也開始認為日本會開始反制,決定倚靠國聯收復東三省。就蔣中正的戰略目的來說,中國抗戰必須跟國際戰爭結合,是帝國與反帝國、正義與不正義的戰爭,只要把日本打入帝國主義,目的便達到了。唐啟華提問,中日兩國對李頓調查團都不滿,中國也曾動念退出國聯,南京外交因多由北洋舊人把持,在九一八之後也重用他們為中國辯護,恰能呼應我的文章,而當時中國的信用不若日本的主要原因,或許是因為中國當時不斷攻擊條約體系,成了集體秩序的破壞者,相對來說日本則不斷強調尊重條約體系。張力提問,剛剛談到斷裂與連續,革命外交或許是一種手段,現在將北洋與南京全看成一塊,或是將南京全面視為是革命外交,可能還需商榷。現在黃自進先生的文章,仍是由官方文書來,在革命文獻中已經有部分翻譯,或許能稍加比對觀察差別。張玉法院士提問,國民政府與中共的對藏政策有何優劣?唐啟華回應,南京表面上是革命外交,但裡面的實質確有很多變化,值得進一步討論。張瑞德回應,中共從階級觀點來看,要解放農奴,這是國民黨時代所沒有的,也是中共對藏態度不同的主因。黃自進回應,我對這問題的瞭解或較深入,能弄清前後環節,日本則針對相對議案有所討論,而梁敬錞則大多由美國外交文書,英國則根本不在乎東北問題,日本則指控英國也不立刻撤兵的,而加拿大等國家對於中國則不表同情,僅是拉丁美洲國家反而較為同情中國。

  第六場研討會由唐啟華教授主持。第一篇是山田辰雄報告〈1923年蔣介石蘇聯訪問〉。作者以代行主義觀點分析,另外談及蔣中正反共的源頭。代行主義是近代中國政治連續性的重要因素,由菁英集團代替人民創造、實現目標。政治家如何先行於人民決定政治目標,推動政治目標,政黨意識要提高,人民是否只是單純被領導的對象,有無發揮積極性的可能。培育人民的政治意識也是重點,而人民有無反映政治意見的途徑,能在多大範圍內接受人民的意見。然因蔣中正與蘇聯追求的目標不同,西北計畫不能實現,但交涉過程中,蔣中正其實相當重視西北計畫在內的軍事行動的重要性。蔣中正在蒙古歸屬問題與蘇聯對立,但蔣中正對蘇聯高層有好感,並沒有立刻形成強烈的反共立場,蔣中正通過對蘇聯現實狀況的評價觀察蘇聯社會主義的評價,大抵積極肯定的,並未刻意突出意識型態的差異。第二篇是呂芳上報告〈蔣介石:一位彈性的國際主義者──以1942年訪印為例的討論〉。作者認為蔣中正所關懷的國家想像與政治現實,能看出蔣中正既理想也現實,受到世界思潮跟國際局勢的影響,思考東南亞國家的共同命運,將孫中山民族主義思想擴大。蔣中正對帝國主義國家的應對政策相當彈性,對強者表示弱態,對弱小國家則加予同情。他對俄國的印象始終不好,對英國則相當小心,對美國則有所要求,但與美國之間的交流卻常有怨言。蔣中正自己知道中國表面強盛但實際上是弱國,1942年2月訪印,目的便是希望設法調節英印關係,因印度做為中國接受盟國援助的中繼站,能協助中國。蔣中正也曾希望印度軍隊能參與遠東戰爭,但卻未能如願。中國走向世界,想要凸顯孫中山濟弱扶傾的意念,這有點插手英國的內政,蔣中正是民族主義者,一方面希望中國解放,也希望東亞國家也能解放,蔣中正所為也是亞洲人處理亞洲事務的嘗試。第三篇文章是吉田豐子〈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的中蘇關係與中國邊疆〉。目前環繞這個課題的研究仍集中於雅爾達會議,但是很少談到會議前的歷史,現在對蘇聯遠東政策的關注也太少,而關於國民政府外交的研究也不多,中國邊疆的重要性也還沒受到重視,因此本文有很大的補充作用。蘇聯的遠東政策應該從較遠的脈絡思考,能拉到歐戰結束前夕,目前的說法大概以「新疆事件」為主,希望是新疆的局部問題,但實際上雖名為新疆事件,但實際上應該關注的卻是蒙古問題,是中蘇蒙古問題的體現。進行討論時,呂芳上提問,蔣中正訪蘇時對沈定一的印象很壞,為什麼呢?余敏玲提問,彈性的國際主義者與非彈性的有何差別,或是彈性的民族主義者跟非彈性的有何差別?理論化是值得鼓勵的,但山田先生的文章在理論部分或許還能更圓潤些。潘光哲補充,蔣中正訪印,創造一股印度熱,也有許多印度翻譯作品問世,張君勱便發起印度復國運動,也回頭要中國發達交通與大學教育。楊天石補充,尼赫魯訪華時還曾與蔣中正長談,當蔣中正就任中國戰區統帥時,開始考慮反法西斯戰線的問題,故蔣中正勸說印度先莫反英,蔣中正實際上更擔心印度投入軸心國。羅久蓉提問,山田教授或許只是談到代行主義的一面,當時蔣中正也在摸索制度的建立,想要幫人民想一些事情,希望能再補充。林美莉提問,關於蔣中正訪問印度以及新疆事件,在《王世杰日記》中也有記載,但蔣中正似乎並不接受王世杰的意見。關於蔣中正在那些問題會去問那些人,而那些人又以提出何種訴求讓蔣中正接受而成為他的決策,很值得討論。唐啟華提問,西北計畫在馮玉祥身上比較有實現,當時蘇聯與廣州的管道已經建立,為何蔣中正還要去?新疆有一段時間幾乎獨立自主,是否有新疆的資料?山田辰雄回應,我很高興代行主義的觀點在此有較為肯定的評價。呂芳上回應,蔣中正希望突破原有架構走向國際主義,不僅只是焦點於中國,會有新的想法出現,但英美當時還沒有讓中國在亞洲成為領導者的打算。蔣中正對印度的問題,主要聽戴季陶的意見。蔣中正訪問印度時,國內報紙特別出版專刊,蔣中正曾經訪問甘地,但蔣中正並沒有說服甘地放棄對英國的態度。吉田豐子回應,就戰後的外交來談,蔣中正在對蘇政策的大方向上聽王世杰的,但對蒙古的政策則聽戴季陶的。

  第七場討論會由山田辰雄教授主持。第一篇是楊天石報告〈從拒絕「聯德」到策劃推翻希特勒政權─蔣介石與抗戰期間的中德關係〉。作者提到抗戰期間蔣中正希望聯合英美,孤立日本;蔣中正拒絕加入軸心國,也拒絕德國合攻印度的拉攏,蔣中正掌握了日德間想在印度洋會師的企圖,完全放棄對德國的幻想。除此之外,蔣中正還規劃了對希特勒倒戈的計畫,並派齊焌、桂永清到瑞士,與反納粹的人聯繫,福根豪森也來電表示忠誠, 1943年6月時德國軍隊中可能有反納粹的力量將活動。1944年時便曾發生暗殺活動,反抗者進行了不下六次暗殺嘗試,試圖在全國發動起義。但目前無法確定齊焌的活動內容,不過確實跟美國有聯繫,並為部分參加活動的德人提交證明。第二篇是裴京漢報告〈蔣介石與重慶韓國臨時政府〉。作者認為蔣中正與國民政府表面上承認韓國臨時政府,但是實際上並沒有,反而相當受制於美國,國民政府也將韓國光復軍置於軍事委員會指揮之下;相對於美國來說,美國大使皆直接與韓國臨時政府人員見面,並不避諱。第三篇是土田哲夫報告〈美國傳教士畢範宇與蔣介石─以抗戰期間的國際宣傳活動為中心〉。作者指出,1941年起畢範宇才開始與蔣中正接觸,並被宋美齡留下參與對美宣傳活動,提出多項意見與方案,他在美國也成立中國信息服務社,將中國信息傳達到美國,貢獻最大努力。他的中文能力極高,也能講方言,雖是美國人但在中國生長也懷有深刻感情,視中國為第二祖國。1940年代中美關係相當重要,戰爭與戰後復興都需要美國,因此需要對美宣傳以即將美國意見正確地傳達回來。進行討論時,張力提問,畢範宇與蔣中正相當密切,美國知識界也有一批人支持共黨,他們關係如何?伊原澤周提問,韓國臨時政府與中共八路軍的關連如何?裴京漢提問,1930年代中國軍隊中有許多德國顧問,他們跟德國政變的計畫有無關連。蔣中正在日記中卻表示,韓國臨時政府並非是唯一的代表。楊天石回應,德國的福根豪森是1930年代在華的總顧問,因此他跟蔣中正關係相當好,德軍中有相當多軍人其實是反納粹的,包括隆美爾,聯德未成大概是蔣中正堅持的緣故。

  第八場由呂芳上教授主持。第一篇是金以林報告〈蔣介石三次下野與再起之比較研究〉。作者覺得事略稿本的價值比日記高得多,尤其是其間夾雜了相互往來的資料。在1927時因為他實力最弱,因此他下野的動機最強。1931時可說是反蔣力量最團結的時候,帶動地方實力派,因此下野是被動性最強的。陳銘樞在前兩次下野所扮演的角色頗值得重視,桂系在三次下野都扮演重要力量,尤其是第三次下野時。1931年的下野是黨內內訌所致;1949年的下野大概是國共問題與美國因素帶來的。1948年三大決戰期間,蔣中正最常最罵的是美國,接著是自己的部屬,有時反而讚許中共。第一次下野時或許有意識型態(國共之爭),之後則都是權力爭奪。蔣中正或許不在乎黨權或是政權,只要有權即可。國民黨常主張黨權高於一切,政權與黨權衝突中,國民黨中央由黨指揮,但地方卻是省府為主,黨反而是次要角色。第二篇是張玉法報告〈蔣介石引退前之困境及其脫困之道(1948-1949)──以蔣介石日記為中心的研究〉。作者提到,蔣中正在剿共戰爭不斷挫敗,1948年兩大戰役失敗,1948年9月共軍攻下濟南,切斷華北與江南,攻下錦州後也切斷東北與平津戰場,11月瀋陽被佔,共諜衛立煌暗地幫助共軍,丟失東北。徐蚌大敗,華北共軍也進兵戰下天津,逼降北京的傅作義。因此當蔣中正在1949年下野時,已無可戰。白崇禧在徐蚌會戰快失敗時,已經不聽蔣中正命令了,甚至扣押軍械。蔣中正對桂系來爭權,相當痛恨。蔣中正下台前對內閣預作部署,找孫科組織內閣,先定好和談方針,希望由內閣主持和談,並要求李宗仁不動蔣中正最後的人事佈局。美國總統杜魯門1月20就任,已經無法依靠美國,平津也在此時投降了,毛澤東要蔣中正投降但他不願,因此只能辭職,並在台灣另起爐灶。第三篇是余敏玲報告〈「偉大領袖」或「人民公敵」:國共對蔣介石形象的塑造和宣傳,1945-1949〉。作者認為,蔣中正被塑造成民族救星是來台之後,在抗戰結束時,對他最多的歌頌是稱他為偉大領袖,但相對地解放日報也稱毛澤東為救星,這是二元對立的論述。中共宣傳受到蘇聯極大影響,且習於用貼標籤的方式將人分類進行批判,甚至在1940年代有模擬公審的活動凝聚民氣。陳伯達在1946年時提出中國四大家族的說法,以蔣中正為首,羅織罪名。相應來說,國民黨的文字相傳則相當弱,而且沒有焦點,甚至有許多儒家思想的高論。共產黨能用具象的內容讓百姓知道,但這一點國民黨的宣傳做不到。另外就是對政治人物的宣傳攻擊,共黨的表現也比較成功,或許這是因為反面人物較易塑造的緣故,另外或許能追問的是,為何當時國民黨留不住人才。進行討論時,林桶法提問,關於下野或能由年紀看問題,蔣中正的年紀越大,心性或許越成熟,而蔣夫人是否在蔣中正身邊也將是能談的問題,第三次下野時他還有國民黨總裁的職位,因此有嚴重的干政問題。余敏玲的文章如果是從同一份資料來看,是從偉大領袖到人民公敵,那將會比較有意思,否則只是形象的固定醜化。戴杰銘提問,國民黨的宣傳是否曾從亨利魯斯學到一些技巧?或許宣傳技巧沒那麼差。楊天石補充,將蔣中正定調為人民公敵四個字是毛澤東欽定的。吳淑鳳提問,能否從蔣中正的內心思考來想這個問題,再起的準備又是如何?余敏玲的文章中,似乎沒有著墨圖像的素材,或許能談一談。橫山宏章補充,日本昭日新聞的報紙照片,一萬多張上線了,也有圖像素材。康豹提問,如何在各次下野形象的做區分?張力補充,大陸宣傳比較有江湖味,台灣宣傳比較有儒家味道。教育大概把宣傳弄得僵化了,加上考試,便與人民之間的距離更遙遠了。呂芳上補充,蔣先生在63歲過生日時感慨地說,因為我做了太多好事才讓天主感動延長了生命。劉維開補充,蔣中正在日記裡說他要創造新天新地,後來才發覺是要建設台灣。他三次下野分別是在軍政、訓政、憲政時期,重出的歷程是越來越困難的,最後一次下野是很大賭注,或許從制度來談,也能有新的看法,而且他也並非倉皇辭廟,他也繼續擔任國民黨總裁影響時局。金以林回應,太太的因素確實相當有趣。有時蔣中正在他的位置有高處不勝寒的心情,有些他的精心安排不見得在日記中出現。余敏玲回應,蔣中正在戰後的偉大領袖形象,為何在1949年變成負面,而1948年之後他在中央日報裡也不大常被描繪為偉大領袖了。但當時以漫畫為宣傳的方式較少,國民黨寫文宣的人或許儒家思想較深,宣傳文字較有分寸,謾罵、標籤的作法較少。

  第三天早上的第九場討論會由黃克武教授主持,第一篇是橫山宏章報告〈蔣介石的權力觀〉。作者認為,蔣中正如何樹立權威其實相當困難,他是一個後發型的領袖,如何打破繼承孫中山的汪、胡便相當值得關注。蔣中正基本上沒有政治理論,因此必須倚靠軍事力量,他的崛起跟陳炯明叛亂、被選為視察蘇聯代表團的團長與擔任黃埔軍校校長有關。他培養了一批直接向他絕對效忠的集團或是黨的幹部,他在軍校中常要求大家為主義而死、為國家而死的軍紀,一變國民黨的精神。而他也試著將對軍隊的訓練模式擴大至黨,使黨員對其完全效忠,創造對領袖的崇拜與獨裁,因此利用這批班底超越其他先驅的政治領袖。軍事上本來就是上下關係,但是黨裡並非如此,因此很多批判會說他將黨成為個人黨,招來許多反對,但如果蔣中正不以此法,將無法成為政治領袖。第二篇是王奇生報告〈蔣介石的閱讀史──以1920-1940年代蔣介石日記為中心的探討〉。作者認為,人的知識由聽與讀吸收,說與寫輸出,目前談吸收的文章少,因此本文是一項嘗試。文中談及蔣中正的閱讀習慣是慢讀與細讀,因此估計他的閱讀量不大。他讀的古書以經書為主,尤其是四書五經,讀古書是為了立志養氣、內省修德,戒懼暴戾之氣,尤以曾國藩為楷模。他對各國革命史的閱讀興趣相當長,自1925-35年間大量閱讀,他也對土耳其的革命頗感興趣。他閱讀習慣上是圍繞於內憂外患的學以致用,也在1932至1937年間找了許多專家講課給他聽。抗戰時期在1938-41年間則大量閱讀黑格爾,並將此指定為幹部閱讀書籍,藉以學習「辯證法」,但仍覺中國哲學之可貴。他自詡為聖賢、豪傑與革命領袖,因此他讀進德修身、兵略政術、各國革命史,但是他很少在日記中寫到他讀閒書的內容。最後作者比較了蔣中正、孫中山與毛澤東的閱讀習慣,另外拋出問題詢問目前蔣中正藏書到底何在?楊天石提問,「蔣中正是獨裁者」幾乎是共識,但他為何會成為獨裁者?蔣中正是否讀外文書,尤其是日文書,楊教授認為他對辯證法的興趣是一生的,他來台之後仍然提倡學習辯證法,而他也和唯物辯證法區別。另外期待王教授能再關注《周易》、《明儒學案》、《宋元學案》、《孫子兵法》幾書,或是關注蔣中正日記裡的雜錄。張力提問,有些知識的來源或與不止是書籍,可能還有讀報為來源,可能是經過他人挑選的,這邊比較難估計的,而有沒有其他人幫忙他整理書籍?張玉法提問,關於書籍或許放在中正紀念堂裡,那毛澤東的定位會是什麼呢,他常寫文章?而蔣中正不擅長於寫文章,只專注於打仗。余敏玲提問,違反黨紀黨綱如何實施獨裁?呂芳上提問,蔣中正對自己的文學底子有信心,不過他對秘書的文稿一定親自修改,蔣中正的書一部份在中正紀念堂,一部份在蔣家遺屬手裡,他每天早上有人幫他讀報,也有秘書在車上讀給他聽,或是有大批剪報。游鑑明補充,蔣中正的文筆還算不錯,當羅家倫日記出來之後,可能有較多的補充,他在逝世前常念《唐詩三百首》。林美莉提問,蔣中正常被批評他把軍的權力凌駕於黨之上,或是造成黨跟軍的對立,這和蔣經國寫給他的家書之中,提到蘇俄對付違反黨意的軍隊領袖的作法,基本上完全相反,就國民黨的發展史上,要如何看待這種模式?伊原澤周提問,蔣中正受王陽明影響很大,蔣中正寫日記沒有寫入日本書,但是他的日記中確有出現日文式的詞彙或是詞句。橫山宏章回應,他認為對個人獨裁與個人崇拜應有分區,蔣中正希望大家尊敬他,因此他希望人格上仍被推崇,但是他的對立面卻指責他,實際上他或許沒有打算獨裁。以往蔣中正常常不聽孫中山指揮,不過孫中山常提到蔣中正對其崇拜,因此孫中山能包容蔣中正。當然蔣中正希望黨裡忠誠,因此希望黨員沒有自由,他也一直希望複製軍的成功經驗至黨,不過他並沒能在黨裡樹立權威。蘇聯與中國的模式完全不同,或許也不能複製其成功的範例。王奇生回應,謝謝大家提供許多新的方向,不過許多書或許沒被記錄下來,因此無法掌握。

  綜合討論時間,先由中國社科院近史所所長步平發言,他認為有四點能加入考慮。第一、蔣中正的研究並非是一個人的研究,是民國史與近代史的研究,不僅是縮影,也是全方位呈現;第二、蔣中正日記開放之後,材料豐富了;第三、蔣中正的評價跟分析的問題,或許能重新思量;第四、國際化的趨勢也必須將視野放寬,從各種不同的切角觀察,現在中日韓也有共同研究,因此應該加進來台灣的研究。現在我們能看到比較豐滿的近代史或是民國史研究,也盼望能帶動政治史或是實證研究的風氣,或者也嘗試建構理論。這次會議大家都提到許多視野,這是學術深化的突破口。張玉法院士發言,本會談許多外交問題,也特別談到知識份子。談及蔣中正他的人格,他的內心或許相當有弱點。另外,家族對政治的影響可能很大,以前沈亦雲的訪談中就提到,有時候會說誰做得不好或是那個政策該怎樣,常常是他們在家聊天,然後到公開的會裡決定,不過,這要如何研究則頗有困難。至於代行主義,實際上或許是自中國傳統而來的,而斷裂與延續本來就是歷史的原貌,或許都能有更深遠的淵源能加追尋。最後,彈性國際主義的說法,或許也能有其他說法,他在外交部能有太大擴展,可能與他民族主義太強有關。慶應大學名譽教授山田辰雄發言,他認為蔣介石的研究應該要有系統,雖說分篇論文也有好處,能提出相當多課題與方法,但仍希望稍有統一,或是認識到課題與課題間的關係,試著提出有系統的研究。他自己研究關注歷史連續性、結構或是構造、比較蔣介石和國內外領導風格、蔣中正的人際關係、國際關係四個主題。現在有新的資料,因此能與過去研究成果比較,探討新的問題。各國或許還有許多與蔣中正相關的資料必須找出來,交叉比對研究,擴大與加深研究成果。中國社科院近史所楊天石教授發言,強調必須給將蔣中正一個歷史定位,才能將歷史研究得比較科學些,這不僅是與他相關的議題如此,與其間接相關的也是如此;未來盼望能增添一種新的方式,一方面由各國專家確定主題,發動學者的積極性,集思廣益;一方面由一個主題來談,選取一些對蔣中正研究有重大意義的議題,共同討論。綜觀蔣中正一生的或許除了對共關係之外,就是對日關係。現在他的對日關係有三種評價,一是民族英雄,一是民族敗類,一是民族主義者,現在中國學術界對於1938年後蔣中正是否繼續抗戰方針,變成是對他評價的關鍵。新羅大學史學科教授裴京漢發言,蔣中正是一個國際人物,我們必須擴大視野,一個是研究方法的問題,一個是研究史料的問題,希望能跳脫中日的國家觀點,改以亞洲歷史的觀點看待蔣中正,也期待多加考察周邊資料。目前外交史除了美國資料之外,其他國家的資料用得不多,因此使用資料的範圍也必須擴大,另外也要關注周邊國家的資料,並希望加強交流情報、資料跟觀點。日本放送大學教授西村辰雄發言,中華世界的政治家與二十世紀nation state的政治家,或許能以孫中山為後者代表,但是當他去世之後誰來繼承他?蔣中正或許只能代表國民國家的政治性質,因此中國國民黨是在國民國家體系的政黨。吳啟訥發言,蔣中正對邊疆很有情節,希望經營邊疆,或許他經營邊疆太多,因此力量分散而失去了中國,相同地中共也因為進兵新、藏而無力攻打台灣。呂芳上發言,如果只研究蔣中正本身是不夠的,研究蔣中正時或許也得想到其他政黨與人物,或是看看其他方面,例如現在比較缺乏的是蔣中正在台灣的研究。就本次會議而言,目前這一個研究計畫所提出來的各篇內容跟進度是參差不齊的,有人提出構想,有人提出論文,明年該如何提,將是困境。葉其忠發言,人活著的政治運作跟死後的政治運作或許不盡相同,也能稍加注意。最後由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黃克武總結,結束是新的開始,我們想透過研究群長期的合作,凝聚國內的研究力量之外,也期待資訊交流跟資料合作,目前政大的研究團隊接手中正紀念堂的研究計畫,協助大家做相關研究,也希望能藉此平台與世界各國學者交流,將蔣中正研究抬到國際上來。另外也涉及深化的問題,我們如何在前人的基礎上繼續努力,分析前人的成果接著進行探討。

  會議至此,圓滿結束,與會人士期待明年北京舉辦的第二次討論會,將繼續延續及推展此一研究的學術成果。

* 本文作者王文隆,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候選人